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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，到处可见，流入河中，加上洗衣、洗菜，河水污染非常严重。人们吃水、用水都是这种河水，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没有公共卫生设施，因此疫病常流行。
7、文化教育方面：旧社会的沅陵文化教育基本上是封建的、教会式的。在明、清时代有书院数座，书院主要是讲经修道，应付封建科举考试。清朝末年废科举、办学校，清光绪二十八年（公元1902年）沅陵城创办了辰州官立中学堂，1919年创办朝阳中学，学校的创立是较早的，但新学初办，社会上冷嘲热讽，从而视进学堂为畏途，学生寥寥可数。后来风气渐开，也办起了许多的学校，沅陵那时也是文化教育鼎盛时期，但为时短暂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外地学校，一概迁走。本地学校只有教会办的和县自办的一些中、小学，而这些文化大多是教会式的文化。
解放前的沅陵城称为首善镇。实质上这个所谓的“首善镇”，是帝国主义分子、官僚、豪绅、土匪头子的乐园，是劳动人民的地狱。
三、城镇发展与建设
1、沅陵历史悠久。
据出土文物证实，新石器时期，境内已有先民渔猎农耕、繁衍生息。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楚国势力越长江南下，其战略地位日渐突出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。秦置黔中郡，故城在今太常乡窑头村。西汉高祖五年（前202）始置沅陵县。其后人口渐多，交通渐拓。高后元年（前187），封长沙王子吴阳为沅陵顷侯，加强对沅陵的统治。东汉起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，这里便成为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斗争频发地区。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（47）冬，五溪精夫相单程聚众起事，震慑朝廷。以后反抗代代不绝。封建统治者除对人民反抗进行血腥镇压外，还采取很多控制措施。如南朝陈在沅陵置沅州都督府，驻有重兵；后主至德元年{583}，封弟陈叔兴为沅陵王；隋“置辰州以处蛮”等等。唐初，朝廷为恢复隋末陷于凋敝的经济，实行“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余”的政策，沅陵的经济有所发展。手工业具有相当规模，丝、制衣、木作、造船、建筑、铁作、制陶、砖瓦、造纸业盛行。唐贞观二年（628）“敕建”农兴讲寺，雄伟壮观，至今犹存，显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精湛的建筑艺术。民间出现淘金。开元初开始官办采金场。二十九年（741），矿产品“辰砂”被列为朝廷贡品，每年交贡4斤。唐末五代，“五溪地区”出现大姓豪酋割据局面，与马楚政权分庭抗礼，且屡起边衅，双方征战不休。后晋天福四年秋，溪州刺史彭士愁引锦、溪州万余人攻辰、澧二州。翌年罢兵言和，订立盟约，立“溪州铜柱”为分疆标记。当时统治者倡修水利，奖励农桑，发展茶叶，经济颇有起色。宋元时期，农业生产有所发展。北宋时开垦一批环山梯田，水稻种植上山，铁制农具普遍使用。兴修水碾、榨油坊多处，以加工大米和油料。交通方便，宋以设蓬山驿，白雾驿等。元世祖开通京都至云南的驿道，沿途设驿站，沅陵境内增设界亭、马底、船溪（今辰溪县境）诸驿，客观上促进了商品流通，“至元通行宝钞”广泛流行，县南三角坪开设圩场。同时，县内开设书院，使读书之风兴盛。宋元时期，地主阶级占有大量耕地，农民既要交纳地租，又要向朝廷纳税，特别是元代蒙古贵族野蛮的民族压迫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，激起人民的一次又一次反抗。至元二十年，“九溪十八峒”的反元斗争，三十一年楠木洞孟在师率众起义，延祜二年吴干道起义，至正六年（1346）吴天保起义，克辰州，义军每到一地，即废除当朝政令。明代，县内政治比较安定，朝廷采取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等措施，经济较前代有显著发展，耕地面积比宋代扩大约20%，普遍修建坝、陂、塘，促进粮食增产，油桐、油茶、甘蔗等经济林和经济作物亦普遍发展。人口增长较快，农业技术水平有所提高，犁、耙、铁锄等农具已广泛使用。手工业颇为发达，造船、造纸、锻造、陶器、丝织、刺绣、采矿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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